|
方绍伟來稿／《中国热》中文版在北京出版前夕，正值西方舆论借西藏和人权问题抵毁北京奥运、围攻中国。不带任何政治偏见地讨论民主和人权问题变得十分应时。
《中国热》最初在美国出版时，最常听到的两个问题是：“这本书是讲什么的？”“主要观点是什么？”直接了当地说，《中国热》讲的是中国崛起的原因、问题和乐观前景以及美国的反应、担忧和观念误区(“独裁论”、“崩溃论”、“威协论”、“演变论”)；主要观点是：中国的复兴对美国的挑战主要不是经济上和军事上的，真正的挑战是美国所不愿面对的“国家制度模式”的挑战。这样的内容诚然令人感兴趣，但观点却可能令人疑惑。所以，这本书的目的不仅在于观点的立论，还在于挖掘这种疑惑的知识根源和分析不愿意消除这种疑惑的文化心理因素。换句话说，无论是美国读者还是中国读者，重要的不是接受书中的观点，而是了解那些对中国现政府的深度偏见的文化根源。偏见受既得利益的支配，也受文化局限的左右。
近三十年来，美国在研究中国的改革发展上已有很多成果。但是，大部分研究不是停留于新闻式的简浅，就是满足于常识性理论的理所当然。最明显的就表现在＂市场化＂和＂民主化＂这两个关健问题上。不幸的是，这种简单化的理所当然也深深影响了许多中国文化人。比如，在谈到中国的问题和中东的问题哪个更难更复杂时，你会听到的回答是：“中东的问题当然更复杂，因为在那里矛盾的各方根本就没有一个可用于解决问题的方案。”言下之意是，中国的问题嘛，解决的方案是明摆着的，难到还有比（＂美国式＂的）＂市场化＂和＂民主化＂更毫无疑问的吗？
英文版China Fever。
|
挑战这种＂西方中心论＂和近乎＂全盘西化＂而又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自明之理＂，需要的是中用的理论工具。对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大有影响的＂苏式＂政治经济哲学是无能为力的，近三十年来在中国大行其道的西方主流政治经济哲学则正是这种＂永恒真理＂的桥梁，而微言大义的中国传统＂文史哲＂则又没有直接可用的经济哲学（＂塞翁失马＂是不确定性，＂三个和尚没水喝＂是外部性问题，＂两利相权取其重＂是本利分析法，＂物以稀为贵＂是稀缺效用原理，＂增一分則太長＂是边际分析，＂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是机会成本问题，＂交相利＂是贸易互惠原理，＂有恒产始有恒心＂是产权经济学，＂田忌赛马＂是博弈论，＂睿智治法＂和＂无规距不成方圆＂是制度的重要性，等等，都既零散隐晦，又有事后倒推之嫌）。因此，工具的选择就落到了＂新制度经济学＂或＂现代制度经济学＂上。
当然，既便是在新制度经济学里，也是＂有多少新制度经济学家就有多少新制度经济学＂。但大体而言，新制度经济学综合了微观分析和制度分析的方法，特别强调制度规则和文化习惯对人类行为的决定作用。具体的分析方法包括：有限理性、局限下的最大化、广义的自利（物质、精神、感情利益）、成本－收益－风险－财富存量分析、边际－替代－机会－沉淀－交易成本分析、外部性－隐避信息－锁住效应－框架效应分析、以及主体性和关系性的个人主义方法论。
关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由于论题的原因本书没有在理论上充分展开叙述。《制度思维》(Institutional Reasoning)一书将另有专门的分析（涉及政府的起源、原因、本质，政府的形式、结构、时间偏好和政府的程度、范围、效率等等）。简单的说，现代意义的市场是政府功能（社会保安，社会公正，社会福利，经济调节）保证下的市场。因此，市场化的过程必然是调整政府功能的过程，而不是单纯的私有化、＂自由放任＂或取消政府干预的过程。产权保护、自由契约、要素流动和价格信号当然是市场经济的关建。但市场机制中的隐避信息、隐避行为、垄断、技术性因素导致的无法内化的外部性行为、以及现有经济学几乎不涉及的特定文化中的产权外部性问题，都需要政府在制度上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调节。股票市场中的瀑涨瀑跌也需要政府进行特定的和对称的及时调节。
中国的市场化一开始是有没有市场的问题，矫枉过正的冲动自然会从对政府的对立情绪走向否定政府主导地位的认定。也难怪人们几乎会把货币定价当成资源配置（流动方向）和资源占有（输赢判定）的唯一规则。在市场信用、预算软约束、调整刚性、传统心理定势等问题仍需要在进一步的改格开放中进行解决的情况下，价格机制（包括作为货币价格的利息）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唯一的调整机制。在理论上的近乎无磨擦运行的价格机制，不应作为当前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包括住房、学费、控制通胀、调整利率汇率）和制度问题的唯一理论工具。经济学家不能都是盲目滥用无磨擦价格分析的新古典主义者，而应该更自觉地运用制度思维，把经邦济世的对策冲动转化为更深入地理解制度惯性、制度刚性和制度弹性的冷静思考。
实际上，货币定价在现代社会里仅仅是多种资源占有规则中的一种。虽然它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种，但其它社会性规则还包括：需求论定，馈赠，礼让，自我牺牲，搭便车，平摊，特定共享，抽签，先来后到，简单记分，复合记分，投票，配额，行政命令，法庭裁定，强力等等。货币定价自然有鼓励个人努力方向的效应，但由于先天和后天的种种原因，既便是类似的努力也会在市场中得出不同的财富结果。哀叹老天的不公也好，咒骂价格的暴政也好，反正这就是市场的论定。不过，一个试图把货币定价当成资源配置和资源占有的唯一规则的社会，将很可能是一个无情的、不稳定的因而缺乏正义感的社会。这种社会决不是本书详述的关系型的中国文化的追求。
值得称道的是，中国政府通常并没有采用深怀文化偏见的西方主流经计学家所开出的类似于＂休克疗法＂或＂一步到位＂的市场化药方。尽管中国的市场化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书中分析的环保、医保问题），中国经济还是取得了傲人的成就。究其原因，本书特别强调的是三十年来的制度变革。较完整地说，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因有三个层次。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是各种投入（劳力、资本、技术）的相对增加。西方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增长理论，分析的就是不考虑制度效率因素的投入－产出的增长。经济增长的间接原因来自投入价格和供需环境的相对优势和变动；廉价的劳力和强劲的外部需求，既便是在制度激励不当的情况下也能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能长期有效地解决效率和激励问题的相对制度变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缺的不是各种投入、价格优势和环境便利，问题出在效率和激励机制上。改革开放之后，效率和激励问题的解决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制度变动大致同步的情况下，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就由相对投入、价格优势和环境便利所决定。
这种三层次的分析既避免了从勤俭、传统、教育、相对落后等改革开放前就存在的因素去解释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也避免了在解释不同制度下的相似经济增长和相同制度下的不同经济增长的困难。但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制度分析还细分了对鼓励＂生产性努力＂的制度，抑制＂分配性努力＂的制度和消减＂破坏性努力＂的制度的考察。一定制度结构下的具体制度不仅能规定个人努力和个人收入的一致性，还能规定个人努力的方向性（生产、分配、破坏倾向）。这一制度分析由此导向了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周期＂的新解释（生产－分配－破坏性努力的制度性轮回）、中国改革的困难与前景的推测（轮回的终止和生产性努力的制度性增长）和美国霸权地位的重新估计（分配－破坏性努力的制度性上升）。
在此，民主政治制度成了分析的中心议题。民主到底是什么？根据一种“神圣主义”的观点，民主既包括经济自由和制衡法治，又包括平等人权和多党竞选。换句话说，西方现在所实行的政治制度就是民主制度的唯一标准。其中的多党竞选则被普遍认为是民主程序机制的关键。这一貌似严谨亮丽的观念征服了无数追求真理的心，却不幸完全割裂了具体的历史文化，并以一种反分析的表面逻辑淹盖了一种理想论的自我中心主义。
民主政治是人类从君主政治发展而来的国家制度。对民主政治的分析不能脱离对君主政治的分析。君主政治的特征是家族世袭、绝对权力和终身制。后君主时代的独裁政治中，家族世袭方面已减弱，但绝对权力和终身制仍是主要特征。与此相对，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是有限权力和有限任期制。有限权力和有限任期制可以带来经济自由和制衡法治，但经济自由和制衡法治不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因为它们在君主政治中也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另一方面，平等人权和多党竞选可以是有限权力和有限任期制的结果，但平等人权和多党竞选并不必然确保有限权力和有限任期制。美国的民主就是从有限权力和有限任期制开始的。那时所谓的＂所有人的生而平等＂实际上只是＂所有男性白种富人的生而平等＂，较尊重妇女和黑人的平等人权只是建国近两百后的事情。美国的多党竞选一开始也是不存在的；乔治•华盛顿就明确反对多党内讧，他的当选也与多党竞选无关。与此相对，近代德国的多党竞选却导致了阿道夫•希特勒的独裁政治，平等人权、经济自由和制衡法治也因而丧失殆尽。总之，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有限任期制而不是多党竞选制，有限任期伴随多党竞选还是多党合作取决于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
如果一定要以多党竞选定义民主，在逻辑和现实中就会出现所谓的“民主悖论”：选民通过民主的多党竞选把民主推翻。如果多党竞选真的就是民主，只要绝对权力和终身制成为多数选民的意愿，那么有限权力和有限任期就可以取消。在这一糊涂的定义里，有限权力和有限任期倒成了不民主的。在西方关于有限任期的文献中就的确存在＂有限任期不符合民主原则＂的说法。在现实中，除了德国的纳粹党通过竞选民主推翻了限任民主的例证外，许多新生的民主政权也在生搬硬套竞选民主后最终走向独裁。道理很简单，潜在的独裁者完全可以把竞选民主当成上台的工具来利用，而一但大权在握，竞选民主和限任民主都可以是过河之桥。这一逻辑还解释了许多推行竞选民主的国家往往容易陷入动荡或战乱，因为政治投机家们发现，煽动种族仇恨和敌对情绪不仅是拢络人心和拉来选票的绝佳方式，而且也是独揽大权和持续执政的有效办法（如历史上的塞尔维亚和台湾的民进党）。另外，竞选民主还可能使国家机器过于脆弱而容易陷入动荡或战乱（如当今的伊拉克和肯尼亚）。
如果无政府状态导向暴民，君主政治和独裁政治导向暴君，那么，＂拷贝式＂的多党竞选很可能同时离暴民和暴君都更近，因而也比专制的暴君更可怕，当今的伊拉克正是这样的典型例证(美国成了幕后的国际暴君）。而美国人和伊拉克人都还在纳闷：为什么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民主国家在伊拉克成功安装上竞选民主后，最基本的社会安全仍然一直无法保障？民主据说不是最有利于和平吗？民主据说不是通向一切社会理想的唯一保证吗？再看看中国的那些海外民主精英，或许有人还奇怪他们为什么会乱成一团。这些据称最懂民主的人，难道不应该最能实践民主吗？事实上，在他们那里，由于暴君的逻辑行不通，暴民的逻辑便大行其道。以至于许多本来还抱有幻想的人都纷纷脱离民运。海外的华人都知道，在他们这种竞选民主中，心照不宣的流行语不是＂哇！民主来了，快上！＂而是＂得，民主来了，逃吧！＂中国不仅出口了大量的低价商品，还精采的出口了少量廉价的民主精英。美国政府兴高采烈地接收了他们，到头来却发现他们一无是处。
西方政府和学者为所谓的＂民主的巩固＂问题大伤脑筋而不得其解，却始终不承认或看不到只有不拘泥于多党竞选的有限任期的法制化，才是民主的根本所在。从本质上讲，民主是对不确定的有限任期的博弈结果的自愿遵从。多党竞选的道路之所以难以巩固，原因就在于在特定的政治文化（特别是非基督教文化）中，多党和竞选这两者都增加了政治博弈结果的排他性和不确定性。对于失败者来说，自愿遵从无异于丢脸和放弃。因此，如果从多党竞选入手，巩固民主等于试图打开一个本来就难以打开的死结。相反，如果从开放非排他的或多党合作的限任制入手，民主的开始本身同时就是民主的巩固。
可是，无论如何，＂民主原教旨主义＂的追随者总认为竞选民主＂就是好＂。在他们看来，不论具体情况如何，有竞选民主总比没竞选民主好，更多的竞选民主总比更少的竞选民主好。竞选民主本身固有的技术性问题往往是他们所不愿面对的。因为在他们眼里，竞选民主既是＂反映民意的最佳机制＂，也是＂抑制人性弱点的最优程序＂。可实际上，竞选民主存在三个方面的致命的技术性问题：一是集体行为逻辑中的＂理性的无知－无为＂，二是集体信仰逻辑中的＂理性的偏见＂，三是集体决策逻辑中的＂理性的操控＂。
大规模的集体行为逻辑指的是公共行动中行为者＂成本集中而得益分散＂的固有倾向。行为者花很大力气得来的结果其他人都能无偿分享（存在外部性）。因此，除非有特别的激励（如名望或自我欣赏），人们一般都会选择不劳而获的搭便车，而无论行为目标的公共性有多强。在投票选举上，由于了解侯选人和侯选人的政策主张及其性质要花很大力气，而同时一张选票往往对选举结果又无足轻重，选民因此经常选择放弃了解（＂理性的无知＂）和放弃投票（＂理性的无为＂）。这样，低投票率就成了竞选民主的通病。由于这种技术性的原因，胜出的侯选人的得票占全体选民的比例往往很低，有些应由多数的民意决定的重大问题因此在实际上是由少数的民意决定的。另一方面，少数利益集团却因＂有限的行为规模和集中的行为得益＂的小规模集体行为逻辑而通过游说获得有利于自己的政策。人们即便对少数利益集团有所不满，大规模的集体行为的逻辑仍导致通常的听之任之和无所作为（＂理性的无为＂）。＂民主最能保障多数的民意＂或＂民主是反映民意的最佳机制＂就在民主自由的不知不觉中自动成了空话。
集体信仰逻辑指的是公共行动中行为者由于＂得益集中而成本分散＂的固有倾向而坚持某种信念。如支持小布什进行伊拉克战争。个人坚持这一信念时很痛快解气，即便事后错了，直接代价也是由政府或别人（那些当兵的）来付。由于从类似的感情冲动中得到精神满足几乎是免费的，公共行动中便充斥着大量的偏执的信仰（＂理性的偏见＂），以至于正确的信念反而相对比较稀缺。相比而言，个人在市场的私人行动中如果固执己见，那么事后错了的代价个人是要全部承担的。这就是个人的私人信念和个人的公共信念的成本差别和偏执差别的原因。这也解释了许多人即便是事后错了也仍固执己见，反正坚持错误几乎免费因而是值得冒险的（幻想着说不定最后是对的）。小布什及其追随者的伊拉克政策就是这种逻辑。这种逻辑也使得个人的公共信仰总是比个人的私人信仰来得狂热，而竞选民主正好为这种狂热提供了冠冕堂皇的舞台。政治投机家们当然不会放过任何可以煽风点火骗取选票的机会，竞选民主的舞台上总是充满了希特勒式的煽动家（＂政治口力劳动者＂）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说，集体行为逻辑中竞选民主的失败，是因为＂理性的无知－无为＂使得竞选民主在应该反映民意的地方没能反映民意；那么，集体信仰逻辑中竞选民主的失败则是因为，＂理性的偏见＂使得竞选民主在不该反映民意的地方却过分反映了民意。竞选民主的更致命问题还在于技术性更强的集体决策逻辑中的＂理性的操控＂。集体决策逻辑的问题包括投票悖论、阿罗独裁定理、程序僵局、制度僵化、筹资腐败、攻击爆料、贿选、计票操控、策略性竞选、策略性搅局、选区重划、滥用选举的合法性等等。通过这些公开和暗中的＂理性的操控＂，理论上公正的不确定的程序过程在实践中却充满了确定性，以致于可能出现民选的暴君或昏君。＂竞选民主是反映民意的最佳机制＂因而成了神话。这些弊病也不同程度地显露在中国的乡村民主选举中，以致于推行多年的乡村民主选举至今仍停滞不前。一个崇尚举荐制的德能民主的社会，有什么理由要对一个充满人性弊病的竞选机制盲目崇拜呢？
有人经常引用丘吉尔的一句老话，认为民主虽不好，却是人类试过的一切政治制度中最好的。这一老生常谈把民主政治的核心当成多党竞选而不是有限任期，更重要的是未能洞察集体行为的逻辑，集体信仰的逻辑和集体决策的逻辑背后的制度困境。如果把有限任期当作民主政治的核心，民主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中就可以有不同的模式。人类的确试过很多政治制度，但并没有穷尽一切政治制度。多党竞选的民主观显然是僵化而不容忍发展的民主观。
民主原教旨主义者又为什么会死抱多党竞选的民主观，而视有限任期和多党合作的中国民主为独裁专制呢？对民主的理解不仅仅是一个定义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心理问题。
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类的大脑是受地域性生态环境的制约而不断进化的产物。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原理，人脑的活动也遵循通行的经济原则，即表现在人脑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发展出相对稳定的、具有筛选功能的思维模式，以减轻脑体的认知负荷。文化心理学的大量实验证实，中国文化的思维模式倾向于情境定位，相互依赖，群体思维，关系导向，被动接受型性格，和谐融合，关注背景，开阔型世界观，循环变化观，局部整体二分法，主题而非人物导向，协调妥协，注重结果，辩证思维，亦此亦彼的整体观等等。与此相对，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思维模式则倾向于角色定位，相互独立，个体思维，自主导向，主动传递型性格，争强好斗，轻视背景，遂道型世界观，线性变化观，个体种类二分法，人物而非主题导向，据理好辩，注重形式，逻辑思维，非此即彼的分析观等等。这种思维倾向的差别可以追溯到农业协作型和渔猎自主型的不同生态环境。尽管其中有程度的问题和融合的可能，但基本倾向仍清晰可辩。
按照非此即彼的思维，与我不同的就不是我的同类，不是多党竞选就不是民主；冷战思维之所以难以改变，树敌逻辑之所以根深蒂固，原因就在于这种对抗性的文化心理。按照轻视背景的思维，民主模式与文化传统无关，一切都被看成是政治家的当下选择（其实人类有人性－文化性－个人本性三个层次之分）。按照个体种类二分法的思维，要么属于竞选民主，要么就不是民主，不存在局部和整体的程度差别（其实竞选民主也有具体选举方式，参与的广泛度，竞选宽度和对抗程度的不同）。而按照遂道型视野和线性变化的思维，一切政治制度都应该最终走向多党竞选，人类社会非终结于此不可。
下一页
|
